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庆中秋假期临近，多位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吐槽机票选座遭遇“锁座困境”：线上值机时大片座位显示锁定，能免费选择的仅剩后排中间区域，甚至专门设置的母婴座位也被纳入锁定范围。黑猫投诉平台上，“锁座逼付费”相关投诉持续增加，消费者普遍质疑“买票为何还要额外买座”——本该随机票附带的基础座位权益，正在被“付费选座”的惯例层层拆解，这场看似商业服务的争议背后，实则是航空业盈利逻辑异化、公共服务属性弱化与监管规则滞后的深层矛盾。
付费选座的异化，本质是航空业将“基础权益”包装成“增值服务”的利益重构。它们并非在低价票基础上提供可选增值服务，而是将经济舱旅客本应享有的普通座位权益拆分，通过系统锁定优质座位，倒逼所有旅客为“不将就”付费。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权益剥夺具有隐蔽性：消费者购票时无法预知可选座位范围，直到值机阶段才发现“被动选择”，此时离出行时间较近，改签成本高，只能被迫接受付费解锁，本质上是利用信息不对称与出行紧迫性实施的“变相强制消费”。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航空出行的公共属性与商业逐利的边界模糊。尽管航空服务具有商业属性，但作为跨区域出行的重要方式，它仍承担着保障公共出行权益的责任。比如母婴、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出行便利，紧急出口座位的安全适配，这些本应属于基础服务范畴，却被部分航司纳入付费体系。有消费者反映，为带婴儿选相邻座位，需额外支付300元，相当于机票总价的25％；还有残障旅客因轮椅不便想选靠近过道的座位，却发现该区域全被锁定，客服称“只能付费解锁”。这种将公共服务需求与商业利益挂钩的做法，实则是对航空业公共属性的背离。
监管规则的滞后，进一步纵容了“锁座付费”的无序扩张。目前国内尚无针对航空选座的专项法规，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原则性规定“经营者应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但缺乏具体量化标准。比如免费座位应保留多少比例、特殊座位如何分配、定价是否需备案等。这导致航司在选座规则上拥有绝对“自由裁量权”：锁多少座位、定多少价格、退改规则如何设定，全由企业自行决定。
更值得反思的是，这种权益拆解正在重塑行业生态，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当部分航司通过锁座付费获得额外营收，其他航司为避免“吃亏”纷纷效仿，导致付费选座从“可选服务”变成“行业惯例”，甚至出现“比谁锁座更多、定价更高”的竞争歪风。而真正的服务创新，比如优化客舱体验、提升餐食质量、简化值机流程等反而被忽视。长此以往，消费者对航空服务的信任会逐渐消解：当旅客每次购票都要担心“座位是否被锁”“要不要多花钱”，航空出行的便捷性与舒适度将大打折扣，最终损害的是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
破解这一困境，不能依赖航司的自我约束，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划定清晰边界。首先，监管部门需尽快出台专项规则，明确量化标准：比如要求航司免费开放的座位比例不得低于经济舱总座位数的50％，强制保留母婴、残障人士等特殊座位，禁止锁定紧急出口等与安全相关的座位；其次，建立定价备案与公示机制，要求航司提前公开付费座位的定价依据与区间，避免随意定价；同时，强化执法监督，对“锁座逼付费”“不按规定保留特殊座位”等行为加大处罚力度，让违规成本高于违法收益。
对航司而言，也需重新审视盈利模式的可持续性。付费选座的核心应是“提供增量价值”，而非“拆解基础权益”。不妨推出“超级经济舱”“优先登机＋宽敞座位”等组合服务，针对有高需求的旅客提供真正的增值体验，而非靠锁定普通座位“创收”。只有回归“服务为本”的初心，才能赢得消费者的长期认可。
这场“锁座争议”远不只是选座问题，更是商业服务与公共利益如何平衡的缩影。航空业的发展，不能以剥夺消费者基础权益为代价；商业创新的边界，永远不该突破公共服务的底线。唯有守住这份平衡，才能让“付费选座”真正回归服务本质，让每一位旅客都能享受到“买票即有座、选座不被迫”的基本权益，让航空出行既有效益，更有温度。（黄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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