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九大临近。那是个特殊时期，不少老同志正经历着冲击，地位不稳。可就在大会主席团的名单上，毛泽东却突然点了徐海东的名字，这位长期抱病、身无实职的大将，被要求增补进来。这事儿，怎么看都透着股不同寻常。
在那个政治气氛紧张的时刻，为什么徐海东能得到如此特殊的礼遇？毛泽东为何在几十年后，仍然对他念念不忘，甚至给予最高级别的政治保护？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得把目光拉回到三十多年前，陕北高原上的一笔关键“借款”。
不光借钱那么简单
那是1935年的深秋到初冬，中央红军刚刚走完长征，抵达陕北的吴起镇。部队困顿不堪，几乎一无所有。官兵们衣不蔽体，饥寒交迫，严寒的冬季眼看就要来临。彼时的中央红军，账面上仅剩不足一千大洋，而维持部队过冬，至少得两三千大洋。生存，成了摆在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面前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
在那种山穷水尽的境况下，除了向外部求援，几乎别无他法。毛泽东将目光投向了刚刚会师不久的红十五军团。这支由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的陕北红军合编的队伍，由于之前在陕北打土豪，竟然手里还有点“余粮”。特别是他们的供给部长查国桢，那可是管着七千大洋家底的“守财奴”。
谁才是真同志
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向徐海东“借”钱。但这份“借”，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的经济问题。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它还承载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含义。当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而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其前身红二十五军，曾隶属红四方面军。
因此，借钱，与其说要物资，不如说是要一份忠诚的答卷。毛泽东派杨至诚带着一张借条去找徐海东，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借款两千五百大洋。徐海东拿到借条，没有丝毫犹豫，心里清楚这背后的深意。
他立刻找来了供给部长查国桢，那个出了名的“算盘精”。老查起初有点犹豫，毕竟这笔钱几乎是军团大半的家当。但徐海东当机立断，语气坚定地指出：“这是中央红军的困难，主席亲自开口，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要看大局。”老查被点醒后，立刻转变态度，表示坚决支持中央。
最终，徐海东做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大手笔：直接拿出五千大洋，整整是借条上要求的两倍！这哪是简简单单的借钱，分明是主动交上了一份沉甸甸的“投名状”——我徐海东，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站队毛主席，站队党中央。
一笔算不清的账
这份“投名状”的分量，毛泽东记了一辈子。它成了毛泽东心里一份特殊的“人情账”，比金山银山都值钱。此后，毛泽东对徐海东的关照，可以说无微不至，超越了寻常的上下级关系。
直罗镇战役，徐海东率部立下卓著战功，更是坐实了他不仅忠诚，更有能力的形象。毛泽东称此役为中央在陕北的“奠基礼”。这不光是军事上的认可，更是对他政治表态的有力回应。忠诚，能力，都有了实锤。
当徐海东因病吐血，不得不长期休养时，毛泽东亲笔写信嘱咐他八个大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字字暖心，也展现了对这位功臣的特别关怀。到了1955年授衔，毛泽东更是力排众议，坚持授予长期养病、身无实职的徐海东大将军衔，并且将他位列十大将的第二位，仅次于粟裕。
彭德怀曾说，徐海东是“雪中送炭的财神爷”，而周恩来在建国后对徐海东也极为尊重，甚至有亲自为他理发，只理半边头的细节。这些无不印证了中央领导层对徐海东当年那份无私支援和坚定忠诚的集体认可。
笔者以为
这份跨越三十多年的情谊和信任，正是1969年九大上那个“无法解释的提名”的最终答案。毛泽东对徐海东的坚持，并非心血来潮，更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特殊时期，为这位“对革命有大功的人”撑起了一片天。
那五千大洋的价值，早已超越了金钱本身。它像一份无形的政治契约，在最危险的时刻挽救了革命火种的延续，又在后来的风雨飘摇中，成为徐海东最坚实的政治护身符。毛泽东常说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这句评价最深刻、最感性的源头，或许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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