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贩登报找陈赓，妻子不解：大官会见你？陈赓派人来接并安排工作
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原野战军第四、九纵队奉命在河南周口、漯河一带集结整训，准备进行渡江战役。1949年2月，中央命令以第四、九纵队为基础组建第四兵团，由陈赓担任兵团司令兼政委。
当时徐州刚解放不久，一位叫宋启华的中药商贩急于想见陈赓，却又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他。于是他以自己和哥哥宋启荣两人的名义在《徐州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
妻子知道后表示不解，劝他说：“你是个小药贩，这样大的官会见你？”宋启华笑了笑没有回答。
果然，不久后就有人把刊登寻人启事的报纸交给陈赓，陈赓立即派通信科长戴其萼去徐州找宋氏两兄弟。随后，宋启华被接到漯河。当时陈赓正在筹备渡江作战非常忙碌，但仍抽出时间亲自接见宋启华。
一见面，陈赓就惊讶地问：“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你哥哥宋启荣呢？”
宋启华立即解释：“我哥哥宋启荣在监狱中被敌人折磨死了，我知道陈司令对他非常器重，又重情感，才写了他的名字。”
陈赓听后长叹了一口气，他与宋启华交谈一番后便安排专人将其送到中原局，叮嘱帮其安排适当工作。
事实上宋启荣并没有牺牲。2009年，《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就讲到宋启荣的事迹。不过记者费了很大力气，却未能联系到他，甚至未能找到一张关于他的照片，更无从得知他解放后的情况。文中只能感叹地说道：
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吧，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永志不忘的英雄。
文章刊出不久后，有一位读者来电话说：“他是我外公。”并寄来几张宋启荣的照片。记者特意拿着照片找到曾与宋启荣工作过的王征明，让其帮忙辨认。王征明确定照片上的人就是宋启荣。
宋启荣到底和陈赓有什么关系，让他如此牵挂？宋启荣明明在世，弟弟宋启华为何要说他已经牺牲了呢？
陈赓
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
宋启荣，1897年出生于浙江诸暨，大革命时期在河南洛阳入党并参加洛阳地委军委工作。当时国共合作正在进行北伐，宋启荣奉命到豫西一带组织武装。
1927年，老蒋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西北军各部也转向老蒋，相继清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宋启荣率部攻打洛阳时失败，被西北军韩复榘部抓获，后来被判死刑。
组织立即进行了营救，由曾在西北军中担任过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宣侠父出面，疏通西北军将领方振武、孙良诚等人向韩复榘求情，最终宋启荣改判为无期。
不久，国民政府发布钮永建担任江苏省主席的消息。宋启荣得知后大喜，因为他曾救过钮永建的胞弟钮荫谷的性命。宋启荣将自己的想法通过秘密渠道报告给洛阳地委，后由洛阳地委写信给钮荫谷，请他设法营救。
很快钮永建就去电冯玉祥请他释放宋启荣，并托人请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说情，最终宋启荣被释放，此后改名“宋再生”，寓意重获新生。此后洛阳地委因叛徒出卖而遭到破坏，宋再生难以再在当地工作，于1928年5月被调往上海。
当时周恩来已经在上海建立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陈赓担任情报科科长。宋再生到上海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罗亦农突然被敌人逮捕，6天后便被杀害。后来陈赓通过内线查明，是罗亦农的秘书何家兴将其出卖，陈赓亲自带队制裁了叛徒。
罗亦农的牺牲让陈赓意识到情报来源不够广泛，他决定派更多的人打入敌人内部。陈赓让刚到上海的宋再生设法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国民党在上海专门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机构，据不完全统计从“四一二政变”到1933年之间，在此处被杀害者有数千人之多。这也是中央机构在上海最大的威胁，能够打入该机构，对政治保卫工作意义重大。
熊式辉
宋再生的成功来自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天，宋再生在街上遇到了同乡陈大同，此人正在为国民党工作。两人寒暄时，宋再生故意请托陈大同帮忙谋一份工作。
陈大同拍了拍宋再生肩膀说：“老弟，现在有个好机会，熊式辉当了淞沪警备部司令，他是蒋伯器老先生的学生。你只要去拜蒋伯器为师，让他活动活动，总能给你谋个像样的差事，有了警备司令部这个靠山，还愁不能升官发财？”
陈大同说的蒋伯器也是浙江诸暨人，与宋再生是同乡。他曾留学日本，1905年就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后来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士官学校校长等职务。而熊式辉就读保定军校时，正是蒋伯器的学生。
民国时期派系林立，官场上都靠绞尽脑汁攀关系来积累政治资源，尤其看重师生关系。而蒋伯器这个人，乡土观念很重，喜欢提拔同乡中的晚辈，以延续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广收弟子。
宋再生听后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问：“这倒是个好去处，但不知道蒋老先生那边有什么条件吗？”
陈大同说：“蒋老先生喜欢提拔晚辈，你与他又是同乡，投门贴是没什么问题的。主要是你得备一份厚礼，日后要是升官发财了，也得孝敬孝敬他。”
宋再生露出一副为难的表情，摇了摇手说：“让我回头仔细考虑一下再说吧！”
在陈赓的支持下，宋再生再次找到陈大同帮忙，并准备了1000多元押金和酒席费，顺利拜蒋伯器为师。不久，蒋伯器果然将宋再生引荐给熊式辉。熊也很给老师面子，安排宋再生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政治密查员。
国民党军警在街头搜捕
二、陈赓宴请叛徒
政治密查员虽然是个虚职，但影响力却很大，因为有熊式辉发出的证件，下面的人看了多少会给点方便。鉴于这条情报线非常重要，陈赓直接与他单线联系。他指示宋再生要千方百计获得熊式辉的信任，并利用身份与国民党军、警、宪、特机构的人交朋友。
同时陈赓还设法提高宋再生的地位，特科的办法主要有这么几种：一是给予充足经费，让他活动拉拢各方面的人员。二是发一些不重要的内部文件，让他们去跟上级邀功。三是故意设置一些假的机构，让情报人员带人去破获立功。
经过陈赓的帮助，宋再生的地位日益稳固。他还利用“政治密查员”的公开身份同租界和国民党公安系统联系，不久便与法国巡捕房一个叫范广珍的人交上朋友。此人是浙江绍兴人，在法租界政治处查缉股当了10年差，该股专门负责协助国民党在法租界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由于业务上的往来，范广珍与宋再生渐渐熟悉，向他提供了很多情报，有来自叛徒的，有来自黄色工会的，也有来自捕房眼线的。作为交换，陈赓也编造一些亦假亦真的情报由宋再生交给范广珍。
后来经陈赓批准，宋再生又把弟弟宋启华安排进淞沪警备司令部当自己助手，当时大家都称宋再生为“老宋”，称宋启华为“小宋”。随着宋再生名气日渐增长，一些叛徒也主动找到他，企图出卖组织秘密换取国民党的酬金。
1929年初的一天，宋再生在街头碰到熟人王铁铮。王铁铮神秘兮兮地把他拉到小巷子里，凑到他耳边说：“宋先生，我有位朋友知道共产党要人的踪迹，他想见见你。”
宋再生不以为然地说：“这样的情报我天天都有，你这朋友到底靠不靠谱？”
王铁铮一听急了：“他探听到的可是中共江苏省的大人物，我敢以性命保证，绝无谎言。”
宋再生说：“那好，你带他来让我见见。”
随后，王铁铮将宋再生带到长乐茶社，并向他引荐一位叫黄歧的年轻人。黄歧刚坐下，就迫不及待地说：“帮你们抓到中共江苏省委的重要负责人，能拿多少赏金？”
宋再生扫了他一眼，不紧不慢地说：“你说的到底是哪一个要犯？”
黄歧回答说：“罗迈。”
宋再生听完心头一惊，“罗迈”正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的化名，他也是国民党重金通缉的对象。
宋再生正在思考如何应对，黄歧又迫不及待地说：“宋先生，听说抓捕罗迈能拿5万元赏金？”
宋再生顺着他回答：“只要你把事情办妥，一分钱不少。过几天咱们还在这见，到时候我给你具体计划。”
将黄歧打发走后，宋再生立即向陈赓报告，陈赓指示他将黄歧带到大东旅社。
上海街景
几天后黄歧如约而至，宋再生将其带到大东旅社，陈赓早已化装成国民党上校等候在那。见面后，宋再生介绍说：“这位是我们司令部的王参谋，他可以带你去见司令。”
陈赓将黄歧带上汽车，开到威海路805号一幢石库门房屋前，等在这里的并没有什么司令，而是当时的主持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和几名队员。见了黄歧，顾顺章故意说：“想必这位就是黄君吧，我们司令临时有事要晚点才来，他交代一定要好酒好菜招待好黄君。”
入席后，顾顺章亲自提起酒壶为大家倒酒。陈赓端起酒杯站起来说：“来我敬黄君一杯，祝我们的行动取得成功。”说完一饮而尽。黄歧见状，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不料片刻之后他便烂醉如泥，随后再也未在上海出现。
原来这酒不是普通的酒，酒壶也不是普通的酒壶。顾顺章与陈赓同一批前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其中一项内容便是变魔术。顾顺章对此颇有天赋，魔术变得很好，回到上海后还曾以“魔术师化广奇”的名号公开表演。此人特工技巧掌握得很好，可惜后来当了叛徒。
那个酒壶是魔术酒壶，倒给陈赓的是普通的白开水，倒给黄歧的则是特科特制的“千里香”，表面上看与一般酒无异，但一口下肚后就会被放倒。就这样，宋再生提供的情报帮特科除掉了一个威胁极大的叛徒。
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功臣
电视剧《暗算》中有一个情节，中央特科为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的安全，特意开了一家医院作为掩护。很多观众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宋再生便是故事的主角之一。
1930年，为了加强党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于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这次参会的有各苏区代表、红军代表、各革命团体代表以及中央领导同志。
由于涉及人数多，加上国民党的严密监控，走漏了风声。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认为这是一个将中共高层一网打尽的好机会，他下令悬赏50万元，让手下的特务和密探查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
宋再生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向陈赓报告。正常情况下，取消会议才是最安全的办法。但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已经上报共产国际，各地的代表也早已出发，即便取消也无法通知到他们。所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会议必须在上海召开。
特科的工作是选择一个安全的会议地点，做好一切防范。经过大量实地考察，特科最终选择租界繁华的派克路路口。这里有一家英国人开的卡尔登戏院，而且是闹市中心，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参会代表往来于此不容易引起注意，而且一旦发生意外也能利用人群掩护快速疏散。
特科在卡尔登戏院背后租了一栋四层楼的房子开医院，因为像旅馆、咖啡厅、舞厅这类休闲场所，人员随便进入，很难找到合适的理由拒绝。医院则可以拒绝可疑人员随意走动，即便看病的人很多，也可以转到附近的其他医院。
特科在医院内外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医院外围，马路上布满了化装的暗哨，一旦发现情况他们会提前发出信号，甚至拔枪与敌人战斗。第二道是医院职员，虽然他们都穿着白大褂，但衣服里面都揣着驳壳枪。第三道是医院后面的窗架着梯子，万一发生意外，代表们将从这里撤走。
此时，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务也在紧张侦查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不过却没有任何结果。熊式辉气得把他们大骂一顿，宋再生主动请缨，表示自己与租界捕房关系不错，可以让他们协助搜查。
在得到熊式辉批准后，宋再生联系了租界一批警探加上自己的随员，兵分两路在派克路、白克路一带搜索。但他使用了一个拖延计策，要求大家挨家挨户搜，必须认真检查每个房间额每个角落。这样一来，他不仅占用了敌人大量力量，而且让搜索进度变得很慢。
直到5月23日，宋再生等人才搜索到克尔登戏院背后的医院，但这里早已人去楼空。正是由于宋再生的“积极主动”才为大会的召开赢得了时间，为会议的成功召开立下大功。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派克路、白克路闹市。
解放后隐姓埋名
戴其萼去找宋启华时，他曾描述过自己的经历。按照宋启华的说法，他们兄弟两人在一次制裁叛徒的行动中被捕。由于陈赓平时就教给他们许多应对措施，他们在狱中经受住了酷刑，没有泄露组织的秘密，最终两人被判无期。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这等于与英美撕破脸皮。第二天，日军便占领了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租界巡捕房撤离前才将宋启华释放，他出狱后既找不到组织，也找不到自己的大哥。只能带着家人躲到徐州，以卖中药掩护。
当时是战乱时期联络不畅，加上宋氏两兄弟都在隐蔽战线工作，非常注意隐蔽自己的身份，宋启华与哥哥失去联系，以为他在狱中牺牲了。
事实上，宋再生并没有牺牲。原外文局副局长穆欣在《隐蔽战线的统帅》一书中描述了解放后宋再生的一些信息：
经过组织的营救，宋再生1934年就出狱了。他原本打算筹款到巢湖拉部队打游击，但未能实现。后来，他又伪装成商人，穿过白区一路南下，想到重庆寻找组织，但不仅未能联系上，还被特务盯住。无奈之下，他只能再回上海谋生，自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上海解放后，宋再生也第一时间找到陈赓。据曾担任中央特科通讯科科长的李强回忆，宋再生送来两筐水蜜桃，一筐给陈赓，一筐给他。后来经陈赓安排，宋再生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情报组第一组组长，1951年任上海南京路同羽春茶馆经理。
李维汉在与李一氓通信时也提到，解放后宋再生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李因工作去上海还与他见面。后来宋启华也被调往上海工作，想必此时宋启华会知道哥哥还活着的消息。
穆欣是八路军中的老宣传员，能查到一些内部档案，在写隐蔽战线系列书籍时与曾经的特科队员有广泛联系，书中许多情节和故事都由他们讲述。所以穆欣的书可信度是相当高的。
解放后的宋再生（中间老者）
事实上隐蔽战线上的许多人物，在历史书或一些文艺作品中名气很大，但解放后并没有活跃在公众视野。这是由其职业性质决定的：
其一，隐蔽战线主要是以情报工作为主，贡献很难量化。因为他们只负责弄情报，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最终相关事件还要具体人员结合实际情况处置。按照一般惯例，功劳往往会记在具体处置事件的人员身上，出于保密原因，无法对隐蔽战线的人员进行公开表彰。
其二，由于身上肩负着国家的秘密，他们不能轻易抛头露脸，有的干部甚至在解放后仍以普通职业为掩护，继续潜伏，这就注定了他们与“升官发财”无缘。比如一个叫祁文山的隐蔽战线战士，直到1968年才公开身份。
其三，从职场角度分析，长期潜伏敌营相当于在外单位工作，自然造成了与本单位的疏离。即便将来回归，短时间内也难以融入新的工作，所以解放后他们大部分人都从事着基层工作。
这些，隐蔽战线的战士当然知道。但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前途，深入虎穴，抵挡住各种诱惑，一次次搞到挽救党组织的情报。这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行为，正说明了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也衬托出他们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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