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珐琅，古所未有，明景泰时始创为之，然其色凝滞，其质笨重，殊不足贵。迩年始有洋珐琅器皿，略觉生动。西洋人夸示珍奇，以为中国之人虽有智巧，不能仿佛。乃我皇上与万几之暇，格其理，悟其原，亲加指示，熔炼成器，光辉灿烂，制作精工。遂远胜西洋珐琅百倍。”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九月初八日，广西巡抚陈元龙之侄陈邦彦自热河返回，带来康熙恩赐的四件珐琅器，陈元龙上折谢恩。
陈元龙折中内容多不靠谱：
首先，珐琅器至晚在唐代已传入中国，非“古所未有”。
其次，明景泰是珐琅器发展高峰期，清末称珐琅器为“景泰蓝”，非“殊不足贵”。
其三，未查到西洋人称中国人仿不了珐琅器的史料，时“广珐琅”（广东制珐琅器）风靡海外，西人岂敢轻视？
可一句“远胜西洋珐琅百倍”，陈元龙便拿住了康熙。
珐琅是矿物原料，烧结在器皿表面，色斑斓，搪瓷盆即珐琅器的一种。康雍乾三代帝王重珐琅技术，外请传教士，内聚巧匠，突破多项关键技术，且创造性地移植到制瓷中。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今西安门附近建皇家玻璃厂（珐琅技术与玻璃制造技术息息相关），“乾隆玻璃”让欧洲人争相模仿。
回望中国珐琅的荣耀时代，辉煌与衰落，皆令人感慨系之，则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翯的这本《荣耀时代：皇家珐琅的尘封往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2月），不该错过。
康熙为何爱珐琅
清帝中，康熙最早对珐琅产生兴趣。
一方面，康熙从15岁起（1669年）习西学，传教士洪若翰记：“康熙每天都宣我们进宫去给他讲课。他听课很认真，重复我们所讲的内容，自己动手画几何图，并向我们提出任何一点他感到困惑的问题。”康熙自称，他至少读过20遍《几何原本》。
另一方面，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法王路易十四（即“太阳王”）为打破当时葡萄牙人的海上垄断，决定向中国派使团，为免与葡萄牙人发生外交纠纷，便让5名传教士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携带精美礼品来华，其中的珐琅器（特别是铜镀金壳开光人物像怀表）让康熙眼前一亮。在回信中，康熙请路易十四派珐琅工匠来中国，可回信时，路易十四压根没接此话茬。
康熙敏锐地察觉到，路易十四在炫耀法国科学与艺术的成就，假装没看到康熙的请求，说明他不希望中国人掌握相关技术。这很可能是陈元龙奏折中“西洋人夸示珍奇，以为中国之人虽有智巧，不能仿佛”的源头。
康熙的好胜心被激发起来了。
很多臣子都看懂了这一点。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召见高士奇，高士奇见御前摆放着玻璃器，立刻凑趣道：“此虽陶器，其成否有关政治，今中国所造，远胜西洋矣。”康熙大喜，立刻赐给高士奇20件玻璃器，以及一架西洋镜屏。
在康熙眼中，珐琅制造技术（包括玻璃制造技术）已成争气技术，是体现清朝与西洋治理成绩的晴雨表。
让欧洲人感到羞愧
为赶超欧洲，康熙“两手抓”：
一是重用懂技术的西洋传教士。先后招郎世宁、马国贤、陈忠信等向宫作中匠人传艺并创作，可传教士们也不太懂。马国贤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俩（指他和郎世宁）谁都未曾学过此项技艺，而且都下决心永远都不想学习掌握，所以就故意画得很糟糕。皇帝看到我们的作品，说‘够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派传教士白晋去欧洲，找珐琅匠人或科学家到中国。
二是鼓励宫中工匠提升技艺。清内务府下设造办处，俗称“揍笨处”，管理着至少41个“作房”，共400—800名匠人，技术好的月薪12两白银。得知广东匠人擅珐琅制造，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起，先后调潘淳、龙洪健、林朝锴（楷）、何嘉璋、黄瑞兴、阮嘉猷、李秉忠等进宫试烧。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廷在西安门附近建皇家玻璃厂，先后由纪理安、格林、纪文、汤执中4名“洋匠”主持。该厂占地约2280平方米（近3.5亩），房屋32间。玻璃厂需昼夜工作，而男子不得在宫中过夜，所以设在宫外。
皇家玻璃厂对研究珐琅技术很重要，因配方、熔点、冷却温度等需反复实验，有些颜色，清廷始终烧不出来。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御批：“珐琅等物宫中所造已甚佳……嗣后无用找寻。”
这一年，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代表澳门向康熙敬献礼品，康熙回赠中有5件珐琅器，穆敬远回信称：“我们为先前进献给皇上您的那些珐琅盒感到惭愧，和您的绘画绝伦的珐琅器相比，我们的产品显得那么的粗糙……皇上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这在我们欧洲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做到！”
西洋名匠之作流入故宫
其实，康熙时中国的珐琅器尚有不足，雍正便认为“未暇精致”。雍正五年（1727年），一名传教士给罗马教廷写信：“尽管北京也在烧制，但产品还是相当粗糙。”
年羹尧曾向雍正讨珐琅器：“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足臣之贪念也。”
年羹尧手握重兵，在君王看来，臣无贪念，必有野心。珐琅器不贵重，讨要它说明自己有贪念却见识浅，又有撒娇意味。雍正立刻将怡亲王胤祥设计监造的珐琅器寄去，知二人素不和，从中缓颊：“怡亲王可以算得你的天下第一知己，他这一种敬你、疼你、服你、怜你，实出至诚。”
让内务府惊讶的是，此时北京市场上出现大量精致的珐琅器，以为是内务府工匠偷带出的，细查才知是“广珐琅”广州匠人掌握了西洋珐琅几乎所有技艺，远超造办处。
乾隆时，“乾隆玻璃”轰动欧洲，它是两层玻璃嵌套，色彩各不相同，又彼此融合，难在控温技术，是皇家玻璃厂的绝活。
乾隆注意到，欧洲有透明珐琅器，国内则是软珐琅，只用于局部装饰，欧洲则施于整个金属胎体上，烧制后成可透视的胎底，异常精美。造办处烧不了，便让广东匠人试烧。本书作者发现，在清宫藏珐琅器中，竟有法国名师JosephCoteau（1740－1801）的作品，上面还有巴黎地区金匠行会标章和征税标章，是硬珐琅器中的杰作。可能是广州地方官买来给珐琅匠当样品的，乾隆催得急，稀里糊涂交上凑数，却得乾隆激赏，从此留在清宫。
来得迅猛，去亦倏忽
乾隆后，清珐琅器、玻璃制造水准滑坡，可能是制作成本太高。
以乾隆十七年至十八年（1752年—1753年）纪文监造的一批活为例，共用3178个工，合银489.412两，不过是仿西洋玻璃番花三座、灯九盏、玻璃灯八盏、玻璃缸八件、玻璃花浇二件。
据学者朱晓艳钩沉，皇家玻璃厂已非常节约，档案中常见将破碎玻璃收贮回炉，以节省料钱，而烧火用的木头，不少是民间书版，以修《四库全书》为名被收入宫中，“不堪用者作柴火用”。
清廷一直重视造办处。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时，造办处共有匠人595人，嘉庆初年增至837人，道光初降至755人，宣统时仍有432人。
美学者库尔提斯认为，自传教士纪文和汤执中先后在1757年和1758年去世，皇家玻璃厂开始衰退。1770年皇帝让玻璃厂吹制玻璃灯罩，传教士曾完成过，此时却无人能做。
1775年，传教士钱德明称：“当年中国人建玻璃厂，除了猎奇，未有过任何别的想法。”“虽然广州有许多精湛的玻璃工匠，但是皇帝不仅懒于派学徒向欧洲的玻璃工匠学习，甚至懒于从广州调遣工匠到京。”
1892年，俄罗斯传教士海亚琴什在《北京概述》中说，皇家玻璃厂已不存在。
从后来居上，到持续衰败，不同人会有不同解读。其实，左右时光的力量，往往是随机的：乾隆后期，清廷财政困难，持续战争花销大，乾隆时内务府权力大，嘉庆痛加删削，造办处也被边缘化。
荣耀时代来得迅猛，去亦倏忽。昨日繁华如雕栏，透过这本精彩的书，可一一拍遍。
文/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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